德国柏林，细雨中的早晨。

星海柏林工厂坐落在施潘道区边缘，占地一百二十公顷的厂区在灰蒙蒙的天空下显得格外庞大。这里原本是奔驰的一个老旧发动机工厂，星海用三亿欧元买下后，投入十五亿欧元改造，建成了欧洲最大、最智能的电动汽车生产基地。

但此刻，这座“未来工厂”的大门被封锁了。

穿着荧光背心的工人举着标语牌，沿着厂区围栏站成一道人墙。牌子上用德语写着：“公平待遇！尊重德国劳工法！”“每周40小时是底线！”“中国速度≠欧洲节奏！”

更刺眼的一条是：“我们不是机器人！”

厂区内的行政楼三楼，柏林工厂总经理张明远站在落地窗前，脸色铁青。这位四十二岁的中国工程师曾主导星海合肥工厂的建设，以“铁腕效率”着称。三个月前被调来柏林时，林澈给他的指令很明确：一年内让工厂产能爬坡到年产十五万辆，良率达到%。

张明远做到了——或者说，几乎做到了。

他用合肥的模式，在柏林复制了一套极致高效的体系：取消午休，改为工位用餐；将换班时间从十分钟压缩到五分钟；把生产节拍从每辆车九十秒压缩到八十五秒。三个月，工厂产能提升了40%，良率从%提升到%。

代价是：德国工人的不满如火山般累积。

“他们今天凌晨四点开始集结。”工厂人力资源总监安娜·施密特站在张明远身后，声音疲惫。这位四十岁的德国女性有着二十年的人力资源经验，此刻却显得束手无策。“IG metall（德国金属工业工会）的人来了六个，正在工人中煽动情绪。要求很明确：恢复每周35小时工作制——德国法定是40小时，但他们要求我们执行35小时；加班费上浮50%；还有……撤换您。”

张明远转过身，眼睛里有血丝：“撤换我？就因为我要求他们提高效率？安娜，你知道现在市场竞争有多激烈吗？特斯拉柏林工厂距离我们只有八十公里，他们下个月就要开始生产新版model Y。我们每慢一天，就多一分风险！”

“我知道，张总。”安娜的德语带着无奈，“但这里是德国，不是中国。工会有法律赋予的权力，如果他们正式发起罢工，按照《劳资协议法》，我们可能要停工几周甚至几个月。损失会远超您提升效率带来的收益。”

她调出平板电脑上的数据模型：“目前参与罢工的工人大约八百人，占总数40%。但如果工会正式介入，这个数字会在二十四小时内上升到80%以上。按照工厂目前日产四百辆、单车均价五万欧元计算，每天的直接损失是两千万欧元。这还不包括供应链中断、订单违约的间接损失。”

张明远沉默了。他看向窗外，雨丝斜斜地打在玻璃上。一个工人举着的标语牌在雨中湿透，但上面的字依然清晰可见：“文化尊重不是口号！”

手机响了。张明远看了一眼来电显示，身体瞬间绷直。

是林澈。

“林总。”他接起电话，声音不自觉地压低。

“我看到新闻了。”林澈的声音从一万公里外传来，平静得听不出情绪，“柏林工厂罢工，上了德国《明镜周刊》的首页。标题是‘中国速度撞上德国规则’，配图是我们的工人举着标语。”

张明远的喉咙发干：“林总，我正在处理——”

“你怎么处理？”林澈打断他。

“我……我准备和工会谈判，适当让步，但底线是必须保证生产效率。”

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

“买一张机票，张总。”林澈说，“回合肥。明天下午，我要在会议室见到你。”

“林总，我可以解决——”

“你不可以。”林澈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