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月琴把听诊器从脖子上取下来，轻轻放进药箱。那个抱孩子的男人已经走了，孩子烧得不重，她开了点退热的药，叮嘱他回去按时喂水。她坐在长凳上，手指搭在桌沿，肩膀酸得抬不起来。

门外土路上扬起一阵尘。

老支书拄着拐杖走过来，脚步慢但很稳。他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扣子一直扣到最上面一颗。手里攥着一把铜钥匙，走得近了，伸手递过来。

“月琴。”

她站起来，接过钥匙。铜的边角有些毛糙，摸在掌心有点扎。

“村里商量定了，建个正式的卫生所。”老支书说，“地方就在村东头那间空屋，墙砌好了，门窗也安上了。这是钥匙，你拿着。”

她低头看着钥匙，没说话。

“以后不是你一个人背着药箱跑夜路了。”他说，“有屋子，有桌子，药也能放得整齐些。公社还答应每月送一次常用药。”

她抬起头：“可我还是得出去看人。”

“知道。”老支书点头，“屋子是给药箱安个家，不是把你关住。”

她把钥匙翻了个面，看见上面刻了个“卫”字。阳光照在铜面上，反出一点光。

“你能接下这担子，我就放心了。”他说完，转身要走，又停下，“当年给你听诊器那天，你手抖得厉害。现在不一样了。”

她没应声，只是把钥匙捏得更紧了些。

第二天一早，她走到村东头。那间屋子比原来的大了一倍，门框刷了绿漆，门楣上挂着一块木牌，“任家庄村卫生所”六个字是用黑墨写的，笔画粗实。

她掏出钥匙开门。

门轴响了一下，屋里空荡荡的，地面扫过，角落堆着几捆干草。窗纸是新的，透进来的光比旧屋亮得多。她把药箱放在靠墙的长桌上，打开盖子，艾草香囊晃了晃。她把钥匙塞进药箱内侧的一个布扣里——那是陈建国早年缝的，原本是用来固定防刺垫的。她记得他那时候一句话没说，只是夜里偷偷拆了她的药箱夹层，缝进去一层厚布。

她正低头整理药材，听见外面有动静。

一个女人提着篮子站在门口，里面是十几个鸡蛋。她没进来，只把篮子放在门槛边，扭头就走。接着又来了两个男人，放下两袋红薯和一把晒干的豆角。没人说话，放了东西就走。

她追出去：“东西拿回去。”

“您收着吧。”有个中年妇女回身说，“这些年看病没收过钱，这点东西不算啥。”

“药是公家的，我不能收私礼。”她说，“心意我知道。”

老太太坚持要把一束艾草塞进药箱：“这是我亲手晒的，给您驱湿气。”

她看着那束艾草，叶子还是完整的，气味清苦。她点点头：“这个我收下。替你们守着平安。”

人渐渐散了。阳光照在门口的石阶上，地上留着几道脚印，深浅不一，都是朝着同一个方向来的。

老支书不知什么时候又回来了。他站在院外的土坡上，望着屋里。她蹲在地上分拣草药，右肩微微前倾，背影和三十年前一样。

他慢慢走过来，站在门口。

“这屋子小，可也算个正经地方了。”他说，“以后病人来，风吹不着雨淋不着。”

“路远的还是得我去。”她说，“有人卧床起不来，有人住在山梁后头。”

“你还是那句话，路通到哪儿，你就走到哪儿。”他笑了笑，“可现在不一样了。你不光是你自己，你还带着这个所。”

她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灰：“所再大，也是为看病用的。人病了，就得有人去管。”

老支书没再说话。他看了眼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