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如墨，城市的霓虹却愈发耀眼。一场关于“王耀事件”的风暴仍在持续发酵，而在这场风暴的中心，法律界正悄然酝酿着一场更为深远的变革。

教育系统的反思只是开始，真正的核心问题逐渐浮出水面：未成年人犯罪究竟该如何界定？如何惩戒？又如何矫治？

这天清晨，一封邀请函被送到了全国各地的法学专家、法官、检察官、律师以及青少年权益保护组织手中。发件人是中华法学会，内容简洁有力：

“兹定于三日后召开‘未成年人犯罪法律惩戒与矫治系统研讨会’，诚邀阁下共商国之大计。”

会议筹备并不轻松。时间紧迫，场地难定，最关键的是——大家意见分歧极大。

“我昨天联系了陈教授，他说他得带研究生做课题，抽不出空。”会务组的小李一边翻着电话记录一边叹气，“还有张律师，直接说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那你有没有跟他们说清楚这次会议的重要性？”负责人老周皱眉。

“说了啊，我还用了‘历史转折点’这种词。”

“那他们怎么说？”

“张律师回了个‘表情包’。”

“什么表情？”

“一个捂脸笑哭的，配文是‘法外狂徒张玉环都出来了，你还想让我管小孩？’”

老周扶额：“……这年头，连法学大佬都在玩梗。”

尽管困难重重，但最终，这场会议还是如期举行。地点定在了某五星级酒店的多功能厅，门口挂着一条横幅：“未成年人犯罪法律惩戒与矫治系统研讨会”。

现场座无虚席，气氛凝重中带着一丝火药味。

“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对未成年人太宽容了。”一位检察官率先发言，“像王耀事件中的施暴者，年龄都不满十四岁，按现行法律根本无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不是纵容吗？”

“可你有没有想过，这些孩子本身也是受害者？”对面的心理学教授立刻反驳，“他们的成长环境、家庭教育、社会引导都有问题。把责任全推给他们，公平吗？”

“公平？那些被欺凌的孩子呢？谁来为他们讨公道？”

争论一触即发，场面一度陷入僵局。

为了打破这个局面，主持人提议分组讨论，每组必须包含不同立场的代表。于是，一场“思想混战”开始了。

第一组里，一名年轻律师和一位退休法官坐在一起。

“您觉得应该加重刑责？”年轻人试探性地问。

“不，我主张设立‘少年司法特别程序’。”老法官慢悠悠地说，“比如引入‘观察期’制度，让这些孩子接受心理评估和行为矫正，而不是简单地关起来或放任不管。”

“听起来像是‘缓刑+治疗’的结合版？”

“差不多，但更系统。就像我们小时候打游戏，不是每次死了就删号重练，而是得总结经验再战。”

这话一出，大家都笑了。

与此同时，另一组正在激烈讨论家庭因素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影响。

“很多问题孩子背后都有个问题家庭。”心理学专家指着一张数据图说，“数据显示，超过百分之七十的未成年犯来自单亲、暴力或冷漠的家庭。”

“那是不是该从源头入手，加强家庭教育指导？”一位妇联代表提出建议。

“理论上可行，但现实中执行难度很大。”教育部门的人摇头，“家长不配合怎么办？谁去监督？”

“那就立法！”有人脱口而出。

话音刚落，全场安静了一秒，随即爆发出一阵掌声。

“好家伙，这都能上热搜。”台下的实习生偷偷刷了眼手机，发现话题#要不要给家长也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