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济”、“发展”、“改革”。

是新朝天子针对大汉现状,顺应广大民众的意志,而提出的新政主要内容。

大刀阔斧,旷古绝今。

枢密内阁阁臣、军机司臣,更多的是作为聆听者、执行者,在新政细节上予以补充,而方向,始终掌握在陛下手中。

至于说首辅大臣的公孙弘?

阁臣们、堂官们逐渐能理解当初太上陛下为什么会选择他作为打破功勋大族对三公垄断的人选了。

在天子面前,略显“软弱”。

所作所为,都是根据天子意志,不会去违背,只会利用己智最大程度发挥。

遇上太上陛下,就是个“糊裱匠”。

遇上陛下,才显得是个“千古名相”。

如此臣子,功绩和成就完全看君主是明,是昏。

直到切身观看陛下与恩师的君臣奏对,霍光始明白恩师具体是个怎样的人。

世间贤才的评价,“外儒内法”、“以儒饰法”,不假。

“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是法家,也是恩师。

毫无疑问,在先秦历史进程中,影响最大的学派,是法家,分为法治、术治、势治三大流派。

其中,法派变革精神与实践精神为诸子百家之最,对重建天下秩序的战略规划,也是最具操作性的。

战国之世的几波变法浪潮均由法家发起,而秦统一的历史进程,甚至是沿着法家设计的战略路线图进行的。

恩师,正是法派人。

因时变法、富国强兵、以法治国、定纷止争。

恩师,也是儒家人。

以人性善恶和人们恪守传统的精神需求为理论根基,在表面上继承发扬周王道以民为本、礼乐教化、仁爱忠恕等思想。

以天下大同为最高境界,以小康为现世目标。

先秦儒家实现这些宏伟目标的途径,是恢复周礼,恢复井田,兴灭国,继绝世??倒退回西周礼制社会,以周公旦的正统传人自居,其复古主张表面上是对周礼乐文明的全面继承,却忽视了已经变化了的社会时势。

以传播仁义大道为宗旨,耻于谈论利益,并将实用技艺贬斥为小技,与兵、农、工、医、纵横等经世致用之学关系疏远,因此使得所谓的仁政既缺乏抵御战争风险的能力,又不能有效解决经济民生疑难。

故而在春秋战国之世,儒家被时代潮流逼上祭坛。

可因为最重视经典和教育,仍发展成战国一大显学,以《韩非子?显学》所言:“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

传承在继续,但自身早在岁月侵蚀中僵化变形了。

恩师完整继承了初代儒者的“仁政”,摒弃了再儒的种种邪思恶念,但是,似乎过于“唯上”了些。

霍光不理解,为什么像恩师这般聪明人,手握法、儒两家究极智慧,却要在皇权面前这般卑躬屈膝。

恩师的智慧、权力,明明可以试着让天下跟随自己的意志转动一二的。

为什么不呢?

霍光不明白。

河倾月落,以工代赈制度和累进税制度细节逐渐补充。

工赈不必多说,朝廷以最直接的钱、粮,来购买劳苦大众的力气。

如果说高皇帝时,颁布的一道“求贤诏”,是“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

那当今陛下,便是颁布了道“求民诏”,是“力士民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富显之”。

高皇帝以尊贵换取士人支持,陛下以富贵换取民人支持,殊途同归,价值交换,各取所需。

不过,高皇帝的诏令,只写着要求能力出色,其他性别、年龄、资历都不限,以致于失之于滥。

而陛下的诏令,性别、年龄、资历、能力都影响着不同的工钱,却“滥”到底了。

这样的制度,一个五口之家,只要有一人工作,便能养活整个家庭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