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9年早春，北平郊区的老乡家，院角的迎春花刚冒出嫩黄的花苞，陈幽坐在窗边的矮凳上，手里捧着本磨损的《共产党宣言》，指尖划过书页上“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这句话，眼眶不自觉地发热。

窗外的寒风还带着冬日的余威，可他心里却燃着一团火——经历了印刷作坊被抄、资料转移、同伴被捕的危机后，那些曾经模糊的革命念头，终于像迎春花苞一样，在心里扎了根、定了魂。

“默之，发什么呆呢？子仁先生让咱们整理的革命经历，你写得咋样了？”

苏木端着两碗玉米糊糊走进来，蒸汽氤氲了他的眼镜片，“我可就写了两页，全是流水账，哪像你，能写出啥‘革命观’，听着就厉害。”

陈幽接过碗，指尖碰了碰温热的碗沿，低头看着碗里晃动的玉米糊糊，突然想起韶山冲佃户家的野菜粥——那时候他不懂，为什么同样是种地，佃户们只能喝野菜粥，而地主家却能顿顿有肉；现在他懂了，这不是命，是剥削，是制度的错，而他要做的，就是推翻这种错，让所有人都能喝上热粥、吃上饱饭。

“我还在想，该怎么写‘初心’。”

陈幽舀了一勺玉米糊糊，慢慢咽下去，“以前总觉得革命是‘改变世道’，太虚了；经历了这么多事，才明白，革命就是为了像李老栓、像河北老农那样的劳苦大众，让他们能有地种、有饭吃、不受欺负——这才是最实在的初心。”

苏木放下碗，凑过来看他摊在桌上的稿纸，上面写着“我的革命观”五个大字，为劳苦大众谋解放，乃以理论为灯，以实践为路，以谨慎为盾，步步前行。”

“写得好！”

苏木忍不住称赞，“这话比那些书本上的大道理实在多了！你看咱们之前，光顾着印刊物、发传单，没考虑到危险，没考虑到小马扛不住拷打，现在想想，要是早明白‘革命要为大众’，就不会那么冒失了——咱们不仅要救自己，更要救那些还在受苦的人，不能因为自己的冒失，让他们失去希望。”

陈幽点点头，拿起笔，在稿纸上继续写：“吾本韶山富家子，曾困于‘穷富天命’之谬论，见佃户之苦而无力，遇不公之事而愤懑。自赴北平，学马克思主义，识先生、守常诸先生，方知苦难非命，乃剥削之罪；方知青年之责，在唤醒民众，在推翻旧制。”

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那些过往的画面，像电影一样在脑海里闪过——7岁那年路边的饿殍、10岁那年父亲要低价买地时的争执、13岁那年第一次读《新青年》的震撼、16岁那年子仁街头宣讲时的热血、北平课堂上李大钊先生的教导、印刷作坊被抄时的惊险、转移资料时的智慧……这些经历，不是零散的片段，是他革命思想成长的脚印，是他从迷茫富家子弟走到坚定革命者的见证。

“你还记得咱们在天桥发刊物时，那个蹲在墙根看《新曙光》的工人吗？”

陈幽突然开口，笔尖停在纸上，“他说‘说得对，咱们工人就是苦’，那时候我就想，要是能让所有工人、所有农民都明白这个道理，都能站起来反抗，就算再危险，也值了。”

“当然记得！”苏木眼睛亮了，“他后来还托人找咱们，说想组织厂里的工人一起跟资本家谈判，要涨工资！虽然最后没成，可至少他醒了，这就是咱们革命的意义啊！”

陈幽笑了，低下头，继续在稿纸上写：“革命之路，布满荆棘，有军警之搜捕，有叛徒之出卖，有同伴之被捕，然吾心愈坚——因见劳苦大众之盼，因念先生、守常诸先生之托，因知马克思主义之真。吾之革命观，简言之：为劳苦大众谋解放，虽九死而不悔。”

写完最后一个字，陈幽放下笔，长长舒了口气。

窗外的阳光透过窗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