窑厂的事暂交赵武打理，李嵩换了身寻常布袍，带着温先生往王家村去。晨露打湿了田埂，桑林里传来蚕农们的谈笑声，与昨日窑厂的压抑截然不同。

“大人，前面就是王家村的打谷场了。”温先生指着不远处的一片空地，那里已经聚了不少人，陈爷爷正站在石碾上，手里拿着块桑盟牌，不知在说些什么。

李嵩放缓脚步，远远看着。打谷场的木桩上挂着新摘的桑叶，几个农妇蹲在地上分拣，孩子们围着石碾追逐，手里攥着桑枝编的小玩意儿。阳光穿过桑树叶，在地上洒下斑驳的光影，透着股踏实的生气。

“陈爷爷，您就说说吧！巡抚大人要是真能听咱们的，这蚕税能不能降点？”一个年轻蚕农喊道，引来一片附和。

陈爷爷敲了敲桑盟牌，声音洪亮：“降税不是小事，但咱们得把心里话掏出来！昨儿沈公子让人捎信，说巡抚大人要听‘实在话’，咱们就捡实在的说——这些年张万堂把丝价压得太低，蚕农辛苦一年，连口粮都换不够；还有那漕帮，过路费一加再加，运趟蚕丝比卖的还贵……”

李嵩听得心头沉重。他在衙门里看的账册，写的是“岁入丰盈，民生安乐”，可眼前这些人的话，才是真正的“民生”。

“陈爷爷，”李嵩走上前，拱手道，“在下李三，是沈公子的朋友，听说乡亲们有难处，特来听听。”他没亮身份，只想当个普通听众。

陈爷爷眯起眼打量他，见他虽穿着布袍，举止却透着稳重，便点点头：“既然是沈公子的朋友，那便是自家人。来，坐。”他让人搬来块青石板，“你说说，这税到底能不能降？”

“降税不难，难的是降了税，朝廷的差事怎么办？”李嵩反问，“桑苗要育种，蚕房要修缮，都得花钱。若是只降税，不解决这些，怕是治标不治本。”

这话戳中了要害。蚕农们面面相觑，一个老汉叹道：“大人说得是。去年官府免了两成税，可张万堂的丝行把价压得更低，咱们反倒亏得更多。”

“那依你看，该怎么办？”陈爷爷追问，手里的桑盟牌攥得更紧。

李嵩指着打谷场边的桑林：“我听说王家村的‘桑枝绣’很有名？”

春杏正好提着竹篮过来，听见这话，把篮子往地上一放，里面是十几块绣着桑蚕的布片：“李大哥说的是这个？这是俺们村的手艺，用桑枝浆染线，比普通绣品结实。只是没人牵头，卖不上价。”

“这就是法子。”李嵩拿起一块绣片，“把零散的绣娘组织起来，成立个‘绣社’，官府出面担保，让绣品直接供到府城的绸缎庄，绕开中间的贩子。这样一来，绣品能卖高价，蚕农的丝也有了稳定销路，岂不是两全其美？”

蚕农们眼睛一亮。张二婶凑过来：“那漕帮的过路费呢？他们卡着水路，咱们的丝运不出去啊！”

“水路不通，就走陆路。”李嵩看向沈砚之派来的随从，“沈公子已答应，出银子修通王家村到府城的土路，再派镖局护送，过路费分文不取。”

“真的？”有人不敢信。

“我以沈记的名义担保。”随从朗声道，从怀里掏出块腰牌，“这是沈公子的信物，三日后就开工修路。”

打谷场顿时热闹起来，蚕农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陈爷爷却拉着李嵩走到一边，低声道：“李兄弟，你说实话，你是不是官府的人？”

李嵩沉默片刻，从袖中取出半块玉佩，与陈爷爷腰间的桑盟牌放在一起——玉佩上的莲花与桑盟牌上的蚕茧，竟能拼合成一个完整的图案。

“这是……”陈爷爷愣住了。

“二十年前，先父任苏州通判时，与王家村的老桑农定下约定，若遇丰年，官府与蚕农共分收益；若遇灾年，官府减免赋税。这半块玉佩，就是信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