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开颅治头风，其所依凭，莫非凭空想象？扁鹊能见蔡桓公脏腑之疾，其所言，难道尽是虚妄？”

他引经据典，将古代神医的传说与解剖学的必要性联系起来。“古人云‘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我等医者，若只知其然（病症），不知其所以然（病因、病理），又如何能精益求精，攻克更多疑难杂症？解剖之学，非为亵渎，实为探究生命之奥秘，以求更好地治病救人，此乃大仁，非小礼可拘！”

他进一步明确了界限：“当然，此举绝非滥施。我所言解剖，对象仅限于罪大恶极、已被判处死刑的囚徒，或是无人认领的战俘遗体。且需事前立下文书，严格程序，以示对生命最后的尊重。此举，乃是以有罪或无名之躯，为后世万千生灵谋福祉，何过之有？”

陈瑜的一番话，有理有据，既有对传统的尊重，又有对医学发展的前瞻，更划定了严格的伦理边界，让许多原本激烈反对的学员陷入了沉思。他们学医本就是为了济世救人，若此法真能推动医学进步，拯救更多生命，似乎……也并非完全不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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