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旺化工案二审宣判的前一天，省高法十七楼的小会议室灯火通明。墙上时钟指向晚上十点，椭圆形会议桌边坐着七个人——民四庭合议庭的三位法官，以及应召前来提供专业意见的四位专家：省环科院副院长、中国地质大学教授、省司法鉴定中心技术总监，还有苏清越。

这是赵明提出的“专家论证会”。在三份鉴定报告存在重大分歧的情况下，他想在宣判前最后一次听取专业意见。

“各位专家，时间紧张，我们直奔主题。”赵明开门见山，“明天上午九点宣判，合议庭已经形成了初步意见。但在下判前，我们想最后确认几个技术问题。”

他打开投影，三份报告的结论对比表出现在幕布上。

“第一个问题：污染范围的认定。为什么会有七百米的差异？”

省环科院副院长先开口：“我们是基于现场踏勘和扩散模型计算的。考虑了地下水流向、土壤渗透性、污染物迁移速率。鑫旺化工厂区地势较低，雨季时污染会随地表径流扩散。”

地大教授补充：“我们做了示踪实验，用无害染料模拟污染物迁移，实测扩散距离确实超过一千米。”

司法鉴定中心的技术总监推了推眼镜：“我们的评估主要依据环保局历史监测数据。数据显示，过去三年鑫旺化工周边三百米外的监测点，污染物浓度都在标准限值以下。”

“但如果监测点布置不合理呢？”省环科院副院长反问，“我们检查了监测点的位置，都在上风向或远离污染源的地方。这就像在干净的屋子里测空气质量，然后说整个城市空气都好。”

会议室里气氛有些紧张。

赵明抬手示意：“第二个问题：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的评估。为什么从三百二十万到八十万，差距这么大？”

这一次，三位专家都沉默了。

苏清越翻开笔记本：“我研究了三家的评估方法。省环科院采用的是‘替代成本法’——计算修复到污染前状态需要的费用。地大采用的是‘价值损失法’——计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市场价值损失。而中环……”

她顿了顿：“中环采用的是‘主观评估法’，主要依据专家经验打分。这种方法在学术上争议很大，因为没有客观标准。”

“但是成本最低，效率最高。”司法鉴定中心的技术总监说，“环境损害评估不是纯科学，要考虑现实可行性。你算出再高的损失，企业赔不起，最后还是执行不了。”

“所以就应该低估？”省环科院副院长皱眉，“那环境公益诉讼的意义在哪里？”

“意义在推动整改，不在惩罚。”技术总监针锋相对，“鑫旺化工已经投了三千万改造设备，这比任何赔偿都有价值。”

眼看争论又要升级，赵明再次打断：“第三个问题，也是最重要的——惩罚性赔偿的必要性。各位认为，这个案子里，惩罚性赔偿该不该支持？如果支持，多少合适？”

这个问题让会议室彻底安静下来。

惩罚性赔偿是英美法系的制度，我国引入时间不长，实践中争议极大。支持者认为这是遏制恶性污染的必要手段，反对者认为这会加重企业负担、影响营商环境。

地大教授先开口：“从法律上讲，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是‘故意或重大过失’。鑫旺化工偷排暗管，明显是故意。从功能上讲，惩罚性赔偿要起到惩戒和预防作用。如果只是赔修复费用，企业可能觉得违法成本不高，以后还会再犯。”

“但企业已经整改了。”技术总监说，“预防的目的已经部分实现。而且惩罚性赔偿会让企业背上沉重负担，可能影响几百人就业。”

“就业不能成为违法的理由。”省环科院副院长声音提高，“如果每个污染企业都说‘我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