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调研组抵达那天，东州市迎来了这个冬天的第一场晴空。阳光刺破连日的阴霾，照在省纪委大楼的玻璃幕墙上，反射出耀眼的金光。苏清越早晨七点就到了办公室，最后一次核对汇报材料。桌面上摊开的《我省纪法衔接实践与探索》已经装订成册，深蓝色封面，烫金标题，沉甸甸的像一块砖。

林晓梅推门进来，手里端着两杯豆浆：“我就知道你早来了。还没吃早饭吧？”

“谢谢晓梅姐。”苏清越接过豆浆，还是温的。

“别紧张，你准备得很充分。”林晓梅翻看着材料，“王主任说，调研组点名要听纪法衔接的专题汇报。你可是我们研究室的秘密武器。”

九点整，调研组一行八人准时抵达。带队的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研究室的副主任，姓孙，六十岁左右，头发花白但精神矍铄。陪同的省纪委书记亲自在楼下迎接，一行人直接上了六楼会议室。

苏清越坐在汇报席最边上，面前摆着笔记本电脑和材料。她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但当她抬起头，看见调研组同志们专注而平和的目光时，心情反而平静下来——这些人不是来挑刺的，是来了解真实情况的。

省纪委书记先致欢迎辞，然后王主任开始总体汇报。前二十分钟是基本情况介绍，苏清越认真听着，偶尔做笔记。她注意到，孙副主任听得非常仔细，不时在本子上记录什么。

“……下面，请我室苏清越同志汇报纪法衔接的具体实践情况。”王主任看向她。

苏清越深吸一口气，打开PPT。第一页不是标题，而是一张流程图——从问题线索受理到案件移送起诉的全过程，用不同颜色标注了纪检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的衔接节点。

“各位领导，我汇报的题目是《纪法衔接的实践探索与思考》。我将从三个维度展开：制度衔接、程序衔接、证据衔接。”

她的声音很平稳，语速适中。讲制度衔接时，她列举了我省制定的《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办法》《涉案财物移交处置规程》等五个规范性文件；讲程序衔接时，她展示了提前介入、案件会商、联合督办等六个工作机制的实际案例；讲证据衔接时，她重点分析了“证据转化清单”和“非法证据排除”两个难点问题。

“……在实践探索中，我们发现三个突出问题。”苏清越切换到下一页，“第一，证据标准把握不一。监察调查收集的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如何采信？我们建议制定《监察调查取证指引》，明确各类证据的收集、固定标准。”

她调出一组数据：“近两年我省监委移送案件的不起诉率为4.7%，其中因证据问题不起诉的占68%。这说明证据衔接确实需要加强规范。”

调研组的一位同志举手提问：“苏清越同志，你说的‘证据转化清单’，具体怎么操作？”

“我们设计了一个表格。”苏清越打开详细说明页，“将证据分为三类：第一类可以直接使用，如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第二类需要补强，如言词证据，需要与其他证据印证；第三类需要转化，比如谈话笔录，可以通过讯问笔录、证人证言等形式固定。每一类都明确了转化要求。”

“这个设计很有创意。”孙副主任终于开口，声音沉稳，“但实际操作中，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认可吗？”

“我们在三个地市试点，效果不错。”苏清越调出试点数据，“试点地区监委移送案件的不起诉率下降到2.1%，而且没有一起因证据问题被法院排除。”

会议室里响起低低的议论声。

“好，请继续。”孙副主任点头示意。

苏清越接着讲第二个问题：留置措施与刑事强制措施的衔接。她举了一个案例——某市管干部被留置后，因涉嫌犯罪需要转为刑事拘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