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曦初露时，苏清越的报告已经摆在了周怀远的案头。

不是电子版，而是打印装订成册的纸质报告——这是她参加工作以来养成的习惯。在涉及重大事项的汇报上，纸质的厚重感与仪式感，能让决策者更直观地感受到问题的分量。

报告封面是简洁的白色，右上角印着“绝密”二字。标题是《关于李为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及跨境转移资产案的情况报告与工作建议》。

周怀远戴上老花镜，从第一页开始逐字审阅。办公室里只有纸张翻动的沙沙声，偶尔夹杂着他用红笔标注时笔尖划过纸面的轻响。

这份报告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案件基本情况与证据综述。 详细列明了铁盒解密内容、李浩然供述要点、区块链追踪结果、涉案人员关系图谱。附件里包括关键证据的复印件和资金流向示意图。

第二部分：跨境资产情况分析。 重点梳理了已查明的境外资产：澳大利亚悉尼的别墅（450万澳元）、William Lee信托基金（2300万美元）、比特币钱包残值（约2400万人民币），以及通过复杂贸易手段转移到海外的其他可疑资金（初步估算约5000万人民币）。每一项后面都标注了证据类型和可追溯性评估。

第三部分：法律与程序问题研判。 这是苏清越花了最多心血的部分。她详细论证了对退休人员李为民立案调查和采取强制措施的法律依据，引用《监察法》第二十二条关于“对涉嫌行贿犯罪或者共同职务犯罪的涉案人员，监察机关可以依照前款规定采取留置措施”的规定，以及《刑法》中关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和“洗钱罪”的构成要件。针对跨境追赃，她梳理了目前中国与澳大利亚之间可用的三条法律合作渠道：基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资产追回机制、中澳《刑事司法协助条约》、以及外交部与澳方签署的《关于打击犯罪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每一条渠道的利弊、所需材料、预计耗时都做了分析。

第四部分：工作建议。 她提出了一个分阶段、多轨并进的方案：

1. 立即层报，启动程序：建议以市纪委名义，将案件情况层报至省纪委、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申请将李为民案列为“重点跨境追逃追赃案件”，由国家监委国际合作局牵头开展工作。

2. 国内先行，固定证据：在对李为民采取“居家监视居住”措施的同时，深挖其国内“白手套”网络，争取在境内查清更多犯罪事实，为国际司法协助提供更扎实的基础。

3. 技术追踪，持续监控：对已锁定的比特币地址、境外银行账户进行持续监控，利用区块链公开性特点，追踪资金后续流向，防止涉案人员转移资产。

4. 专业支持，组建专班：建议抽调金融、外汇、信息技术等专业背景的干部，成立跨境追赃工作专班，边干边学，积累经验。

周怀远看完最后一项建议，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

报告的专业程度超出了他的预期。这不像是一个三十岁、从未接触过跨境案件的年轻干部能独立完成的。但转念一想，苏清越身上似乎总有这种能力——在最短时间内吃透一个全新领域的核心规则，并形成清晰的作战思路。

他拿起红色电话，先拨给了市委书记。

二十分钟后，市委小会议室里，烟雾缭绕。

市委书记李明启、市长赵建国、市纪委书记周怀远、市委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长，五人围坐在椭圆桌旁。每人面前都放着一份苏清越的报告复印件。

“三亿啊。”李明启敲了敲报告上的数字，“一个退休多年的副厅级干部，能在我们眼皮底下把这么多钱弄出去。在座的各位，脸上都无光。”

气氛凝重。

公安局长先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