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三上午九点，东州大学法学院。

苏清越在陈明远教授的办公室见到了这位学者。办公室不大，三面墙都是书架，堆满了法学书籍和文件夹。陈明远六十出头，头发花白但梳理得整齐，戴一副金丝眼镜，气质儒雅。

“苏主任，久仰。”陈明远起身握手，“你在云湖的‘三化建设’，我关注很久了。用信息化推动监督创新，这个思路很有前瞻性。”

“陈教授过奖了。”苏清越在沙发坐下，“我拜读了您关于‘同案不同判’的研究文章，很受启发。今天来，是想请教一些专业问题。”

“请讲。”陈明远泡了两杯茶。

苏清越打开公文包，拿出那份数据分析图表：“这是我们初步梳理的东州市知识产权案件判赔金额分布。如您所见，差异巨大。从专业角度看，这正常吗？”

陈明远接过图表，看了很久。办公室里只有空调的嗡嗡声和翻动纸张的沙沙声。

“不正常。”他终于开口，语气严肃，“自由裁量权应当遵循比例原则和一致性原则。类似案件，判赔金额出现三五倍的差异，或许可以解释为个案特殊情况。但几十倍的差异……”他摇摇头，“要么是法官专业能力严重不足，要么是有非法律因素干扰。”

“您倾向于哪种？”

陈明远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苏主任，我研究司法制度三十年了。一个法官专业能力不足，可能导致个别案件偏差。但如果同一个法院、同一类案件，长期出现系统性偏差，那就不是能力问题了。”

他起身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厚厚的文件夹：“这是我收集的东州市法院近五年知识产权案件裁判文书分析报告。你看这里——”

他翻开其中一页，指着表格：“我统计了全市三十七名审理过知识产权案件的法官，按照他们判决的平均金额做了排序。排名前三的和倒数前三的，判赔金额差距平均在八倍以上。更关键的是，”他顿了顿，“这些‘高判法官’和‘低判法官’，在法学背景、审判年限、专业培训方面，没有显着差异。”

苏清越心跳加快：“那差异来自哪里？”

陈明远合上文件夹，声音压低了：“我私下做过一些调研。发现一个现象：那些判赔金额特别高的法官，经常出现在某些律师事务所的‘客户答谢会’上。而那些判赔金额特别低的法官，则和另一些律师走得近。”

“您的意思是……”

“司法掮客。”陈明远吐出四个字，“有些律师，专门做这种生意。他们向当事人承诺‘能拿到高额赔偿’，然后通过各种方式影响法官。反过来，也有些律师，专门帮被告方‘摆平’事情，让判赔金额尽可能低。”

苏清越想起老宋说的“专业壁垒”。原来壁垒不只在于法律知识，更在于这种隐秘的利益输送网络。

“陈教授，您手头有具体线索吗？”

陈明远沉默了很久，最终叹了口气：“我是学者，不是侦探。有些话，我不能说。但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名字：张宏伟律师。他是东州知识产权领域的‘大腕’，胜诉率高达85%，平均判赔金额是行业平均值的两倍。你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人。”

张宏伟。苏清越记下这个名字。

“另外，”陈明远补充道，“你要查，就要查清楚整个链条。一个张宏伟不可怕，可怕的是他背后可能有一张网——哪些法官和他关系密切？哪些企业是他的长期客户？这些企业和法官之间，有没有其他关联？”

“我明白。”苏清越郑重道谢，“陈教授，谢谢您的指点。”

“不用谢我。”陈明远看着她，“苏主任，我研究了一辈子司法制度，最痛心的就是看到司法公信力受损。‘同案不同判’伤害的不仅是当事人，更是整个法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