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一年开春,长江上的冰凌尚未完全消融,漕运的号子声却已早早响起。自镇江至扬州,再沿运河北上,千帆竞发,舳舻相接,一派繁忙景象。这是大明的血脉,每年四百万石漕粮经此北上,供养京城,维系九边。
然而在这表面的繁忙之下,暗流汹涌更甚往昔。
南京“澄心堂”的书房里,陈子龙面前摊开的不是诗文典籍,而是厚厚一摞关于漕运的密报——这是过去三个月,通过“悦来居”在运河沿线各码头收集的信息,以及林远通过海商网络打听到的内情。越是细看,他眉头锁得越紧。
漕运之弊,积重难返。官方正额四百万石,从江南征收起运,到京师仓场收纳,中间耗损竟常达百万石之巨。这百万石“耗米”,名义上是弥补运输中的自然损耗和沿途开支,实则大半落入各级官吏、漕军将领、乃至沿河地方豪强的腰包。
更严重的是走私。漕船夹带私货本是公开的秘密,从最初的些许土产,发展到后来整船整船的私盐、私茶、私铁,乃至粮食。尤其是粮食——漕军将领勾结粮商,将部分漕粮在途中偷偷出售,再以次充好,或干脆谎报损耗。更有甚者,有些漕船甚至明目张胆地转运走私粮,沿运河各码头都有固定的“黑市”,日夜交易,无人敢管。
“去岁淮安府查获走私粮船三艘,涉粮两千石。”陈子龙指着一条记录,“结果呢?淮安知府以‘证据不足’为由,将船主罚银百两了事。那两千石粮食去了何处?无人知晓。”
陆平低声道:“先生,这还只是冰山一角。我们的人在扬州码头暗中观察,每晚都有不下十艘船悄悄卸货,多是粮食、盐铁。码头上的漕军守卒非但不查,反而帮忙望风。据说,每船‘平安钱’十两到五十两不等。”
“漕运总督衙门呢?就不管?”
“漕督史可法大人倒是想管。”陆平苦笑,“但他上任不过一年,漕军积弊已深,将领多是世袭,盘根错节。史大人整顿过几次,抓了几个小角色,却动不了根本。据说有次他想查一条涉及卫所指挥使的粮船,第二日就有数十漕军士卒‘请愿’,险些酿成兵变。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陈子龙站起身,走到窗前。窗外春寒料峭,但他的心更冷。徐家的覆灭震慑了地方豪强,可漕运这条线上的利益集团,比徐家庞大十倍、复杂百倍。他们手握兵权(漕军也算兵),控制着国家命脉,牵一发而动全身。
但正因为这是命脉,才必须整顿。太子殿下在密令中说得明白:“江南财赋,半出田亩,半赖漕运。田亩改革已开其端,漕运若不肃清,改革之利终将大半流失于此暗渠之中。且将来若有变故,漕运便是南北之咽喉,必须掌控。”
掌控。这两个字重若千钧。
陈子龙沉思良久,转身道:“备车,我要去拜访史可法大人。”
漕运总督衙门设在淮安,但史可法每年开春都会南下巡视,此时正驻节扬州。陈子龙的拜帖递进去,不过半个时辰,便获接见。
史可法时年三十七岁,面容清癯,目光锐利,一身半旧的官袍穿得整整齐齐。他在花厅接待陈子龙,礼仪周全,却不失封疆大吏的气度。
“陈先生大名,本督久仰。”史可法开门见山,“先生奉东宫之命在江南行事,清丈田亩、整顿工商,本督亦有耳闻。龙潭徐氏之事,更是雷厉风行。不知今日来访,所为何事?”
陈子龙拱手:“史督宪明鉴。下官今日来,是想与督宪谈一桩合作——整顿漕运,肃清走私。”
史可法眼中精光一闪,面上却不动声色:“哦?漕运之事,乃本督分内职责。只是不知陈先生所说的‘合作’,是何意?”
“下官直言。”陈子龙坦然道,“督宪欲整顿漕运,却屡受掣肘,根源在于漕军将领与地方势力勾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