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的论文辑录成书出版时，昆明的夏天已经如火如荼。封面是阿旺和费明理那张新发现的合影，书名定为《桥梁与回响：费明理·理查兹与跨文化记忆的当代对话》。苏晚抚摸着光滑的书封，想起一年前，她还在为如何呈现费明理的复杂性而焦虑；现在，这本书收录了七个国家学者的文章，呈现了多角度的解读——有肯定，有批判，有延伸，真正实现了她期望的“多声部对话”。

研究中心的小楼里，数字档案馆的访问量稳定增长。周敏团队开发的教育模块已经在三所小学试点，孩子们上传了上百份“身边的文化发现”报告：有奶奶的刺绣花样，有老房子的窗棂图案，有即将失传的小吃做法，还有爷爷的抗战故事。这些稚嫩但真诚的记录，让数字档案馆真正成为了活态的记忆空间。

七月的一个下午，苏晚正在审阅顾承屿从北京发来的文件——那是一份涉及费明理名单上某个收藏家后代的调查材料。电话响了，是张艾米丽。

“苏老师，有个情况需要马上沟通。”张艾米丽的声音难得地严肃，“名单上的第五个人，罗伯特·格兰特的后代联系了我。他们手里有格兰特的完整日记，记录了1908-1912年在云南、西藏的活动，其中包括与费明理的多次会面。但他们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日记内容可能涉及一些……敏感信息。关于当时某些官员如何协助外国收藏家获取文物。他们要求签订保密协议，某些人名地名需要隐去。”

苏晚皱起眉头：“学术研究需要完整信息。如果内容真实，即使涉及敏感历史，也有研究价值。”

“我明白。但他们担心会影响现在还在世的家族声誉。我想，也许可以折中：我们承诺在公开出版物中隐去具体姓名，但完整信息可以保存在研究中心内部档案，供经批准的研究者查阅。”

这个方案苏晚可以接受。她立即召开核心团队会议，大家讨论后决定：同意条件，但要求张家提供日记的完整扫描件，隐去处理由研究中心根据学术规范自行决定。

三天后，一个加密U盘送到了研究中心。苏晚和周敏一起打开文件，格兰特的日记确实惊人。他详细记录了如何通过贿赂、欺骗、利用信息不对称等方式获取文物，但也坦诚地表达了自己的矛盾和反思：

“1909年3月12日，丽江。今天从一座寺庙‘请’走了一尊明代铜佛。住持起初不同意，但我给了他一笔可观的钱，足够寺庙修缮屋顶。交易后我感到空虚。费明理说得对，这是掠夺，无论用多么美好的词汇包装。但可悲的是，我已经停不下来了——伦敦的收藏家在等待，我的声誉和收入都依赖于此。”

“1910年8月3日，与.长谈。他说我像吸毒者，明知有害却无法停止。我无法反驳。他劝我至少完整记录每件物品的来源、功能、意义，而不是简单当作商品。也许这是我能做的最后一点弥补。”

日记持续到1912年，格兰特因健康原因离开中国。最后一页写道：“我的收藏将散落世界各地，像被风吹散的种子。只有这些文字，记录着它们如何离开故土。如果将来有人读到，请记住：每一件文物背后，都有一段复杂的故事，一些被遗忘的名字，一些无法弥补的遗憾。”

读完日记，办公室里久久沉默。周敏轻声说：“这是另一面的费明理故事。费明理在反思和记录，格兰特在沉溺和挣扎。同一时代，不同选择。”

“而且他们的对话是真实的。”苏晚指着1910年8月3日那页，“这说明费明理不仅在自我反思，也在努力影响同行。虽然效果有限，但他尽力了。”

日记的发现让研究团队既兴奋又沉重。兴奋的是获得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沉重的是再次直面那段不平等的历史。但正如陆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