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枚野鸡蛋被小心翼翼地安置在灶坑边的破筐里，上面轻轻盖着一层软草，仿佛安置着这个家庭最缥缈却又最珍贵的希望。守护它们，成了狗剩的新任务，他时不时就要去查看一番，驱赶任何可疑的动静。这种对未来的微小投资，暂时转移了部分对眼前饥荒的焦虑。

然而，现实的压迫，如同屋外日渐灼热的阳光，无孔不入，并不会因为一点微弱的希望而有所缓和。胡里长那张倨傲的脸、那苛刻的高利贷条件，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悬在李家的头顶。李根柱深知，技术改良和小范围的物资交换，只能缓解最表层的生存压力，根本无法撼动那张牢牢束缚着他们、乃至整个李家坳所有穷苦人的权力之网。

想要活下去，甚至想要活得稍微有点尊严，就必须弄明白，这张网是如何编织的，它的节点在哪里，它的运作逻辑是什么。于是，在病痛稍缓、能够进行更深入思考后，李根柱开始有意识地观察和分析他所处的这个微型“政治生态”。

明朝的乡村，并非皇权直接统治的末梢，而是依靠一套名为“里甲制”的系统进行管理。这套制度，理论上是为了征发赋税徭役、维持地方治安，但到了明末，早已弊病丛生，成了盘剥农民的合法工具。

在李根柱的观察和这身体原主模糊的记忆碎片中，这张权力网络的顶层，无疑是像胡里长这样的角色。

里长，并非朝廷命官，没有品级，通常由当地丁粮较多的富户轮流担任。但这“轮流”往往流于形式，像胡里长这样家族势力大、在县衙又有关系的，往往能长期把持这个位置。他的权力来源有三：

一是官府代理：负责催征本里的钱粮赋税，摊派徭役。上面县衙的公文、差役的到来，首先通过他。这就给了他上下其手的巨大空间——可以加征“火耗”、“脚费”，可以隐瞒田亩数量，可以把繁重的徭役摊派给没背景的穷户。

二是土地垄断：胡里长家是村里最大的地主，掌握着最好的田地。许多像李老栓这样的自耕农，一旦破产，土地就会通过抵债等方式落入其手，农民则沦为他的佃户，承受高额的地租（通常五成以上，甚至达到七八成）。

三是武力后盾：家里养着几个像样的家丁护院，有时还能调动官府的力量（比如陈二爷那样的差役）。在乡村这个缺乏有效法治的地方，武力是维持权威的最终保障。

所以，胡里长在李家坳，就是土皇帝。他的话，比圣旨还管用。

在里长之下，还有甲首（或称甲长）。一里分为十甲，一甲约十户，甲首通常由里长指定，往往是里长的亲信或族人来担任，作用就是协助里长管理甲内人户，是里长权力的延伸和触角。比如催税时，甲首会先上门摸底、施压；有徭役时，甲首负责具体派工。李家属于哪一甲，甲首是谁，李根柱的记忆很模糊，但肯定是听命于胡里长的人。

那么，保长呢？保甲制与里甲制有所重叠但又不同，更侧重于治安联防。通常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保，设保长。保长负责稽查奸宄、防盗防火等。但在明末，保长的职能也往往与里长、甲首混淆，很多时候由同一人兼任，或者也是里长的附庸。在李家坳，胡里长很可能也兼着保长的职务，集行政、经济、治安大权于一身。

这就是笼罩在李家坳上空的权力结构：以胡里长为核心，以其家族和爪牙甲首、家丁为骨干，上接县衙官吏，下压普通农户的一个严密网络。

李老栓这样的自耕农，处于这个结构的最底层。他们拥有少量土地且不断失去，是国家和里长剥削的直接对象。他们要承担皇粮国税、各种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要服徭役（如修河、筑路、运粮），还要忍受里长、甲首的层层盘剥。一旦遇到天灾人祸，不得不借贷，就会迅速陷入胡里长们设置的高利贷陷阱，最终失去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