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王富贵。

名字是爹起的，他说听着吉利，盼着我能大富大贵。

可我活了大半辈子，好像总跟这名儿犯冲。

我爹是个小会计，打了一辈子算盘，到头来也就混个温饱，家里永远飘着算盘珠子的木头味。

他对我没啥大期望，就指望我接他的班，或者学门“稳当”的手艺。

我不乐意。

我觉得我能干大事，起码不能像他那样，对谁都点头哈腰，算错一个数能愁半宿。

十八岁那年，我顶替我妈的名额，进了市里一家当时还挺红火的国营纺织厂。

那会儿觉得，嘿，铁饭碗，工人老大哥，神气！

穿上那身灰蓝色的工装，走在厂区里，感觉路都宽了三分。

我的第一个岗位是搬运工。

就是把一捆捆织好的布匹，从车间搬到仓库。

那布匹死沉，一卷好几十斤，一天下来，肩膀磨得又红又肿，晚上回家胳膊都抬不起来。

带我的老师傅姓刘，是个闷葫芦，就知道干活，休息时蹲在墙角抽旱烟，话都不多说一句。

他看我龇牙咧嘴，就递过来两块垫肩，旧的，但厚实。

“垫上，磨破了皮更疼。”他就说了这么一句。

干了半年搬运，我觉得没意思，想学点技术。

托了点关系，塞了两条好烟，调到了机修班当学徒。

这回是真技术活了，跟着老师傅修那些巨大的织布机。

机器老了，毛病多，整天叮叮当当，满手油污。

师傅脾气暴，动不动就骂，嫌我笨，嫌我手脚慢。

但我咬着牙学，因为我知道，会修机器，比出大力强。

那时候年轻，觉着未来有的是盼头。

日子虽然累，但好像有股子劲头。

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大概是九十年代初吧。

厂子效益开始往下滑，机器越来越旧，产品卖不出去，仓库里的布堆成了山。

先是奖金没了，后来工资开始拖欠。

车间里的机器停的比开的多。

老师傅们唉声叹气，年轻的开始人心浮动。

我也慌。

结了婚，老婆是同一个厂的挡车工，孩子刚上小学。

那点死工资眼看要养不活家了。我开始琢磨着干点别的。

晚上下班，去夜市摆过摊，卖过袜子、电子表，被城管撵得鸡飞狗跳。

也跟人倒腾过一阵子水果，结果碰上连绵阴雨，一车桃子烂了大半，本钱赔进去不说，还欠了点债。

厂子最终还是没撑住。

宣布破产那天，我记得特别清楚，天上飘着毛毛雨。

我们一大群人挤在破败的厂部礼堂里，听着台上领导念着干巴巴的文件。

下面一片死寂，然后就是压抑的哭声和骂声。

我领到了一笔“买断工龄”的钱，不多。

攥着那叠钞票，走出厂门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

没了工作，家还得养。

我开始真正意义上的“打工”。

什么都干过。

建筑工地搬过砖，和水泥，三伏天晒脱几层皮，晚上睡在工棚里，闷热潮湿，蚊虫叮咬，想的却是明天能不能多搬几块，多挣几块钱。

在饭店后厨打过杂，洗碗洗到手脱皮，被脾气暴躁的厨师长呼来喝去，骂得狗血淋头，还得赔着笑脸。

也干过保安，穿着不合身的制服，在小区门口一坐一夜，看着万家灯火，心里空落落的。

那段时间，我学会了抽烟，抽最便宜的那种，呛得直咳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