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三点，徐州市某医院的一间医生办公室内。阳光透过百叶窗，在整洁的桌面上切割出柔和的光带。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消毒水气味，与窗外隐约传来的城市喧嚣构成一种属于现代医疗环境的独特背景音。

林晓医生坐在陈砚对面。她约莫三十五六岁年纪，穿着干净的白大褂，气质沉静干练，鼻梁上架着一副无框眼镜。然而此刻，她的神情却褪去了平日的理性与冷静，带着一种近乎虔诚的温柔。她的手中，小心翼翼地捧着一张已经严重泛黄、边角磨损的黑白照片。

陈砚的笔记本摊开在膝上，笔尖悬停，等待着记录。

林晓将照片轻轻推向陈砚。照片上，一个年轻的女孩子穿着略显宽大的新四军军服，头戴军帽，帽檐下是一张清秀的脸庞，眉眼弯弯，正对着镜头露出一个温柔而略带羞涩的笑容。她的臂膀上，清晰地佩戴着卫生员的袖标。那份属于青春的美好与投身时代的坚毅，奇异地融合在她的笑容里。

“这就是我奶奶，林岚。”林晓的声音很轻，仿佛怕惊扰了照片中的人，“她是家里的独生女。1938年，仗打到徐州这边，她亲眼看到很多受伤的士兵缺医少药，得不到及时救治，心里非常难受。那时候，新四军的队伍在附近活动，招收卫生人员，她几乎没怎么犹豫，就自己去报名参加了。我爷爷后来跟我说起这些，总说她那会儿看着文静，主意却正得很。”

陈砚凝视着照片上那张年轻的脸庞，很难将她与炮火连天、血肉横飞的战场联系起来。

林晓继续说着，眼神有些悠远，像是在复述家族里代代相传的记忆：“我爷爷说，奶奶上了战场后，像变了个人。胆子变得特别大。炮弹就在不远的地方爆炸，泥土和碎石溅到她身上，她好像也感觉不到害怕，眼里只有那些需要帮助的伤员。她总是背着那个药箱，穿梭在战壕和临时救护点之间，蹲在地上，熟练地给伤员清洗伤口、包扎、止血。我爷爷那时候是支前民工，见过她几次，说她包扎动作又快又轻，还总是低声安慰那些疼得龇牙咧嘴的士兵，告诉他们‘忍一忍，很快就好了’。”

她的描述，让照片上那个温柔微笑的女孩，在陈砚的脑海中渐渐变得立体、生动起来。一个在战火中勇敢逆行的白衣天使形象，愈发清晰。

接着，林晓从办公桌抽屉里取出一个用干净手帕包裹着的小布包。她动作极其轻柔地，一层层打开手帕，露出里面包裹着的东西。

那是一块折叠得整整齐齐的白色纱布。纱布已经严重泛黄，甚至有些发灰，质地也变得脆弱，边缘有些毛糙，上面还残留着一些无法完全洗去的、暗褐色的污渍印记。

“这块纱布，”林晓用指尖极其小心地触碰着它，眼神里充满了珍视，“是我奶奶当年用来给伤员包扎伤口用过的。她牺牲之后，一位幸存的战友，辗转找到了我爷爷，把这块纱布交给了他。那位战友说，林岚同志是用这块纱布给最后一个伤员包扎完后，在转移途中遭遇的炮击……我爷爷把它当成了唯一的念想，一直珍藏到老。后来，传给了我父亲，现在又到了我手里。”

她顿了顿，抬起头，目光扫过自己身上洁白的白大褂，以及办公室里悬挂的人体解剖图和各类医疗图表，声音里带着一种深沉的宿命感：“我现在也做了医生，每天也在用着纱布，救治病人。有时候在手术台上，或者给患者清创包扎的时候，我会忽然想起这块古老的纱布，想起我奶奶。我觉得，这或许就是一种传承吧。我用我的方式，在不同的时代，继续着她当年未竟的心愿，救死扶伤。”

陈砚看着那块承载了两代人、跨越了生死的纱布，心中震撼无言。这种血脉与精神的延续，比任何豪言壮语都更具力量。

林晓将纱布重新仔细包好，放回抽屉。她的神情变得有些黯然，也带着一丝长久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