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风，总带着一股子粗粝的麦香，刮过蒙阴的山梁，也刮过我少年时那段嵌满了父爱与亲情的记忆。高二那年的深秋，梧桐叶落了满校园，我却猝不及防地被腮腺炎缠上了身。半边腮帮子肿得老高，像含着一颗滚烫的铅球，别说开口说话，就连轻轻张一下嘴，都疼得钻心。

宿舍里的铁架床吱呀作响，我裹着薄被蜷在床上，听着窗外同学们嬉笑打闹的声音，心里又慌又委屈。正是课业紧张的时候，落下的课程该怎么补？更难熬的是，嘴里泛着清口水，却连一口像样的饭都咽不下去。就在我望着天花板发呆，鼻子酸得发紧时，宿舍门被轻轻推开了。

我费力地侧过头，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正佝偻着腰，小心翼翼地跨过门槛。是父亲。他身上还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卡其布褂子，裤脚沾着星星点点的泥渍，显然是从地里匆匆赶来的。五十公里的路，在八十年代的蒙阴，可不是一段短距离。没有直达的客车，他得先步行三十里地到镇上，再挤那辆摇摇晃晃的大班车，一路颠簸着往县城赶。

父亲的头发被风吹得乱糟糟的，额头上渗着细密的汗珠，他看见我躺在床上，眼神里瞬间涌满了心疼。他想开口问我怎么样，话到嘴边，却又想起我不能说话，只好把到了嗓子眼的话又咽了回去。他伸出粗糙的手，想摸摸我肿起来的腮帮子，又怕碰疼我，悬在半空中，犹豫了半天，才轻轻落在我的额头上，试探着温度。

那一瞬间，我再也忍不住，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噼里啪啦地砸在枕头上。百感交集涌上心头，疼的、委屈的、感动的，全都搅在一起。父亲见我哭了，顿时慌了神，手忙脚乱地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一层层打开，里面是几个用手帕裹着的温热的鸡蛋，还有一小罐母亲熬的绿豆汤。他比划着，让我慢慢喝点汤，又把鸡蛋剥了壳，掰成小小的碎块，递到我嘴边。

我含着泪，小口小口地抿着绿豆汤，清甜的味道顺着喉咙滑下去，竟让腮帮子的疼都减轻了几分。父亲坐在床边的小马扎上，就那么静静地看着我，眼神里的担忧，像一层厚厚的云，久久散不去。他待了半晌，又从挎包里掏出一沓粮票，小心翼翼地塞到我枕头底下，嘴里念叨着：“够你换些软乎的饭票了，别饿着。”说完，他又怕耽误我休息，起身轻轻带上门，走了。

我趴在床上，听着他的脚步声渐渐远去，直到再也听不见，眼泪却依旧止不住。那五十公里的风尘仆仆，只为看一眼生病的儿子，这份沉甸甸的父爱，如山一般，压在我心头，让我喘不过气，却又暖得发烫。

而父亲带来的那些粮票，背后藏着的，是他无数个起早贪黑的日子。八十年代的蒙阴农村，粮食是命根子，吃饭要靠粮票。我在县城读高中，每个月都需要大量的粮票来兑换饭票，一个学期下来，竟要几百斤粮食的额度。这对土里刨食的农家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

等麦粒干透，父亲推出那辆二手永久牌自行车。车梁锈迹斑斑，车后座绑着两个大竹筐，筐里塞满鼓鼓囊囊的麦布袋。磨面坊离家有三里路，坑洼的土路颠得人骨头疼。父亲弓着腰，蹬着脚踏板，车链子发出“嘎吱嘎吱”的响。

上坡的时候，车子沉得像灌了铅，父亲憋得满脸通红，额角的青筋突突直跳，脚步踉跄着往前挪。下坡时，他死死攥着车闸，车轮碾过石子路，溅起一阵尘土。来来回回跑了七八趟，太阳从头顶落到西山，父亲的褂子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后背结了一层白花花的盐渍。

最后一趟回到家，父亲瘫坐在门槛上，端起大碗凉水咕咚咕咚灌下去。他看着院子里堆着的白面袋，黝黑的脸上露出一丝疲惫的笑。那辆永久牌自行车斜倚在墙根，车轱辘还沾着路上的泥土，像个沉默的老伙计，陪着父亲扛过了又一个难关。

磨好的面粉，要先仔细筛过，分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