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点办公室设在东州市委政法委三楼，原先是间小型会议室，现在摆了三张办公桌和一台多功能打印机。窗台上摆着两盆绿萝，是环保局送来的“贺礼”——“象征绿色发展”，局长笑着说。

苏清越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摊着试点工作台账。今天是试点启动的第七天，她已经陆续收到了各部门报送的第一批协同事项清单。环保局列出了十二项需要政法部门支持的工作，公安局有八项，法院、检察院各五项，司法局三项。

问题也随之而来。

“苏主任，”市公安局法制支队的小张站在门口，手里拿着文件，“环保局移送的这起非法倾倒危废案，我们看了，证据达不到刑事立案标准。但他们坚持要立案，说这是试点第一案，必须办成。”

苏清越接过材料。这是一家小化工厂夜间将废酸液倾倒在农田边的案子，环保局现场查获，但嫌疑人跑了，只有车辆信息。按公安的立案标准，需要明确的嫌疑人身份和犯罪故意证据。

“环保局那边的考虑是什么？”

“他们说，这类案件如果立不了刑案，行政处罚最高才罚一百万，企业违法成本太低。但我们的难处是，人都没抓到，怎么立案？”小张苦笑，“苏主任，试点是好事，但不能为了‘协同’而降低执法标准啊。”

苏清越点头：“我明白。下午开个案情会商，请环保局和你们一起研究，看能不能补充调查，或者先以行政案件立案，同步侦查。”

小张离开后，苏清越在台账上记下：第一起协同事项，待协调。

接着是法院的电话。民四庭的法官说，他们正在审理的一起采矿破坏生态案，需要自然资源局提供矿区规划图纸，但对方以“内部资料”为由迟迟不给。

“我们发了两次协助调查函，都没回音。苏主任，您看能不能通过协同机制推动一下？”

苏清越记下第二项。

然后是环保局反映的问题：他们处罚的一家养殖企业拒不缴纳罚款，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但法院以“企业停产无财产可供执行”为由终结执行。环保局认为，企业主个人有房产，应该追加为被执行人。

“法院说这需要重新立案，走一遍程序。但我们觉得，既然是协同，能不能简化流程？”

第三项。

一个上午，苏清越接了八个电话，接待了五拨人。她发现，各部门对“协同”的理解差异很大：有的认为应该“特事特办”，突破现有程序；有的坚持“依法办事”，不能因为协同而违法；还有的把协同当成“甩锅”的机会，把难办的事推给其他部门。

下午两点，第一次联席会议在小会议室召开。各部门派来的都是中层干部——既了解业务，又有一定决策权，但拍不了板。苏清越知道，这是试探阶段，大家都在观望。

会议从公安和环保的立案争议开始。环保局执法大队长老陈情绪激动：“这个案子性质恶劣，废酸液污染了五亩农田，地下水都可能受影响。如果不刑事打击，以后谁都敢乱倒！”

公安法制支队长老李相对冷静：“陈队，我理解你的心情。但刑法的谦抑性原则要求，能用行政手段解决的，不轻易动用刑事手段。现在嫌疑人没到案，直接证据不足，我们立案了，最后诉不出去，不是更被动？”

“那你们公安不能帮着抓人吗？”

“可以协助，但主办还是你们环保。我们人手也紧张……”

眼看要陷入部门之争，苏清越敲敲桌子：“两位，我们换个思路。这个案子的核心诉求是什么？”

两人一愣。

“是惩罚违法者，还是修复被污染的农田？”苏清越问。

老陈想了想：“都重要。但眼下最急的是修复，眼看要春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