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夏，上海宝钢工地如同熔炉。

传奇处长程自庸调回的消息像颗石子投入沸水。

我忐忑敲开程自庸那扇斑驳的木门，屋里堆满图纸与旧书。

“小考？” 程自庸那双洞悉一切的眼扫过我，“攀枝花的泥巴味还没散尽啊。”

他竟知道我所有创新：混铁车解体坑、水急鱼跳法……

窗外打桩机轰鸣着，他突然放下搪瓷杯：“技术推动？不够。”

“那要如何？”我喉头发紧。

老人吐出三个字，惊雷般炸响在狭小房间里——

“万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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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的上海，像一块刚从滚水里捞出来的热铁，空气粘稠沉重，烫得人喘不过气。宝钢工地的庞大轮廓在湿热的雾气里蒸腾起伏，无数钢铁骨架刺向灰蒙蒙的天空，焊枪喷射的蓝白色弧光此起彼伏，切割着闷热的空气，发出滋滋的锐响。巨大的打桩机如同不知疲倦的钢铁巨兽，每一次沉重的夯击，都让脚下的大地发出沉闷的呻吟，连同胸腔里的脏器也跟着震颤。汗水刚从毛孔里钻出来，还没滑落，就被这无处不在的热浪舔舐殆尽，只留下一层粘腻的盐霜，贴在皮肤上，又痒又刺。空气里混杂着浓重的混凝土的盐碱味、钢结构焊接的焦糊味、河浜淤泥的土腥味，还有一种属于庞大建设工地特有的、混杂着汗水和机油特有甜香气息，充斥着每一个角落。

就在这片喧嚣与沸腾的中心地带，靠近SJY分指挥部边缘的一片新建的生活区里，我从一辆沾满泥点的吉普车上跳下来。路边简易围墙被刷上了“建设现代化钢铁基地”、“时间就是钢铁”的标语，红漆在酷暑下有些剥落卷曲。吉普车卷起的尘土还未完全落下，空气中弥漫着工地的味道。

“‘程自庸回来了！’——这消息传得比电话还快啊。”我拍了拍裤腿上蹭的灰，心里嘀咕着这个名字的分量。几天前，这个名字如同投入滚油的一滴水，在整个宝钢SJY系统内部炸开了锅。私下里、食堂饭桌旁、调度会间隙，那些压低嗓音的议论，那些带着敬畏与好奇的目光，都围绕着这个刚从攀枝花调回的传奇人物。

程自庸，这三个字本身就像一部浓缩的时代史。上海弄堂里的穷小子，咬着牙从泥水小工做起，摸爬滚打，愣是凭着苦干和机灵，一步步爬到旧上海滩营造厂“作头”（相当于：包工头或者专业技术工长）的位置，甚至能操一口让洋人皱眉却也勉强能懂的“洋泾浜”英语，深得老板信任。解放前夕风云突变，老板仓皇南逃，竟将这偌大的营造厂子和一帮弟兄托付给了他。有人说那老板途中遇了海难，再无音讯。

程自庸没半点含糊，护着厂子，护着人，等来了新天地。一声号召，他二话不说，拉起队伍就北上支援东北建设101厂、建设鞍钢，挥师南下建设武钢、马钢，再一头扎进三线重庆2350、西南三线重地地轴裂谷攀枝花三线建设。文革的风暴也没饶过他，“混进党内的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大帽子扣下来，批斗、下放……腥风血雨熬过去，平反了，恢复工作了，依旧在那计划处长位置上，像一棵生了根的树。

考绿君子一九六三年刚进四公司当学徒那会儿，耳朵里灌满了他那些神乎其神的传说——别的单位眼馋他的本事，想借调，开出拿总工程师来换的条件。咱们那位以吝啬和精明着称的公司经理，眼一瞪：“啥？总工程师？一个不行，三个也不换！程自庸是咱的定盘星！”

如今，一个临近退休的老处长，总公司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硬生生把他从攀枝花挖到上海宝钢前线。这背后的深意，不言而喻。改革开放的春风看似和煦，吹到宝钢这艘钢铁巨轮上，却激荡着前所未有的暗流和漩涡。那些计划经济的坚冰需要破开，新的航道需要开辟